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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臣孙嘉淦与大清第一名疏

时间:2019-03-06     【转载】   来自:学习时报--中国爨网   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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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十五年(1750年)前后,清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,当时皇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,称查获一奏稿,该奏稿假托直谏名臣孙嘉淦的名义,除却批评当朝重臣外,更是列数皇帝之种种失德,措辞令首先奏报发现伪奏稿的封疆大吏硕色“不胜骇异”。而且,当时伪奏稿已经传遍十七行省。皇帝接获奏报后,整个朝廷动员起来,彻查伪奏稿的始作俑者,然而经过两年的追查,并无结果,最后只能找了几个替罪羊,草草了案。今天,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,可以找到关于此案的朱批奏折,其中很多提到后面附有伪稿,但皆无存,可见,此案了结后,伪稿就被一并抽出销毁。如今只能通过追查此案的奏折、上谕找到蛛丝马迹,大致勾勒一下,有“五不解,十大过”,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:一是反对皇帝南巡;二是替被皇帝冤杀的张广泗鸣冤;三是遍劾重臣,把满朝文武骂了个遍。
  这样一份奏稿,无论对谁而言,被署上自己的名字,都不是闹着玩的。只是万事都有个因由,为何孙嘉淦的名字被“套牌”呢?
  孙嘉淦直臣之名的由来
  孙嘉淦,字锡公,山西太原府兴县人。他于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中进士,仕康雍乾三朝,历任学政、盐务、河工等要职,官至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雍正即位后,31岁的孙嘉淦时任翰林院检讨,上疏劝皇帝三件事:亲骨肉、停捐纳、罢西兵(停止对西部用兵)。
  另两件事也就罢了,这第一就是“亲骨肉”,戳到了雍正的痛处。雍正看罢,暴跳如雷,将他的疏文交给大臣们议处,气恼地说:“翰林院岂能容此狂妄书生?!”谁都不敢接皇帝的茬儿。翰林院的人捅了篓子,管理翰林的掌院学士朱轼难辞其咎,他硬着头皮慢条斯理地说:“孙嘉淦确实狂妄至极,但臣佩服他的胆量。”头半句顺着皇帝的意思——这小子就是狂得不行了,后半句却说了句大实话。此话还真起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效果,雍正听后先是沉默,后转怒为笑地说:“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!”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朱轼化解了。
  孙嘉淦因祸得福,由翰林院检讨升为国子监的教习,从此以直言进谏的“直臣”闻名于世。雍正四年(1726年),升孙嘉淦为国子监祭酒,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宋镐、方从仁等人在国子监学习期满毕业,孙嘉淦觉得二人不错,想让他们留下来当教习,便向皇帝推荐说:“这二人都有学问,可委以重任。”皇帝不同意,孙嘉淦的牛脾气上来了,居然当面顶嘴,惹得皇帝一气之下把笔扔到地上,说:“你给这俩人写个保证书吧。”孙嘉淦捡起笔来就想写,旁边的某大学士看到这一幕,大喝一声:“你敢动御笔吗?”孙嘉淦这时才回过神来,慌忙捧笔叩头请罪。
  后来,孙嘉淦发现这个方从仁的所作所为的确不尽如人意,上疏说:“方从仁有些名不副实,不值得重用。”皇帝一听这话,气不打一处来,斥责他反复无常,欺蒙圣上,撤职查办,交给刑部治罪,被发配到户部的银库里干杂活。
  孙嘉淦来到银库,老老实实干活。而此时的户部尚书是果亲王允礼,他觉得孙嘉淦从御前南书房行走,一落千丈,成为一个小小的银库管理员,肯定是一肚子怨气。市面上有些流言蜚语,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,落个好名声,对收进来的银两一概不加核对。于是,允礼来了个实地调研,先是突击检查账目,所查结果与传言完全两样。接着来到库房,看到孙嘉淦和其他差役一样,各种杂活都干,又是记账,又是搬运,拿着秤杆仔细称量每份银子,将自己所收银两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方,来取时,不厌其烦地再称一遍,两相核对,没有丝毫差错。允礼将调研的结果报告给了皇帝,孙嘉淦愈加受到器重,雍正十二年,授命他署理河东盐政。
  三习一弊疏》直陈利弊
  1735年,弘历即位,年号“乾隆”。新皇帝当即把孙嘉淦召回京城,授吏部侍郎,迁都察院左都御史,这年他54岁。显然,乾隆帝相中了他有“诤言”这点,刚正不阿,适合做御史。果然,孙嘉淦没让皇帝失望,也没让天下人失望,立马上了著名的《三习一弊疏》,这篇1800余字的名疏,概言之就是:“耳习于所闻,则喜谀而恶直;目习于所见,则喜柔而恶刚;心习于所是,则喜从而恶违。”“三习既成,乃生一弊。何谓一弊?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。”
  孙嘉淦的论述非常精辟。“三习积一弊”的典型例子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桓公与管仲。在管仲辅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,后来喜欢上了竖刁、易牙、卫开方三个人。史书记载,竖刁善于烹饪,烹了自己的儿子让齐桓公尝鲜;易牙为了接近齐桓公,自宫后进宫服侍他;卫国公子开方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心,15年没回国探望父母。管仲临终劝齐桓公远离这三个人,“近必乱国”。管仲活着的时候可以替桓公挡住小人祸水不泛滥,死了就等于没了堤坝,桓公虽然把这三个人赶走,但没多久又耐不住寂寞把他们召回来了。后来,这三个人各自投靠一位公子结党,谋求太子之位。他们砌墙把宫殿的门堵死,不让齐桓公见外人,将其活活饿死。与其说齐桓公死在三人之手,不如说他是被自己“喜小人而厌君子”所害。诸葛亮也曾这样告诫过刘后主: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
  《三习一弊疏》被后世誉为“大清第一名疏”,甚至到了嘉庆、道光朝,天子初登大位,仍有大臣抄录这篇奏疏上奏,给皇帝提醒。曾国藩在《鸣原堂论》中说起此疏,评论道:“我当年在京城时,就听朋友们说这是本朝第一奏议,当时我觉得文采并不高,也就忽视了。近来,细细读之,感悟很深,一般人很难避免孙嘉淦所言‘三习一弊’,但是能总结出这种经验教训,不仅需要大智慧,而且自身也得具备慎独的功力才行,的确是为官者的第一良鉴!”

古语云,忧危之中,方见直臣之节。直臣,就是以谔谔之态直言谏诤之臣。直臣有“三攻”:攻君之过,攻宫闱之过,攻皇亲国戚之过。照此标准,清代的孙嘉淦堪称“直臣”。他的《三习一弊疏》,即便今天读来,仍如芒在背,不失为官者一篇有益之鉴。

( 作者:赵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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